星空体育- 星空体育官方网站- 世界杯指定平台郑立《冷月无声——吴石传》：虎穴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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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底，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令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得十分敏感而危险。这些残余力量中不乏中的精英分子和忠诚的骨干人员。他们看来“汉贼不两立”，更加仇视，在岛内一再掀起“”高潮。台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个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在台湾的特务并非等闲之辈，特务之多之恶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原来只在台湾设立一个站的“中统”和“军统”组织悉数搬到台湾。原来只负责搞军事情报的各军种、兵种的第二处（即情报处），此时也插手社会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等，甚至连“国防部”的技术总队都在抓人、办人。在有限的台湾岛内，横行着“调查局”“保密局”“军情局”“宪兵”“总政战部”“国防部二厅”、台湾省警务处等多重特务体系。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遍布眼线，并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特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1949年3月，在中央的议程里正式被提及。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该注意，有海军、空军及其他军队，有资财，很有生意做。”当时，实际主持华东局军事的是第三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粟裕，他在心目中是五员最能打仗的战将之一。粟裕提议：“解放上海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进军福建是肃清残敌的问题。”根据的意见，指挥第二野战军的于3月14日给军中的、李达发去电报，要求二野渡江之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第二天，新华社代表中央发表了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这时候，东部成为主要对峙战场。

　　5月23日这天，为拟电告三野：“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这一变化令三野高级将领吃惊，因为原定是一年后才进军福建。当时兵团司令员叶飞即在电报中说明：十兵团伤亡较大，且极疲劳，希望休整一个月再于7月上旬进军福建。6月2日复电：“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6月14日，代来电同意推迟入闽，但要求：“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这是正式提出问题的最早电文。

　　华东局原本打算委托何遂以其灰色身份作掩护，留在台湾工作。此前，何遂的次子何世平已在1947年由上海局派到台湾，在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3年多，已经有很好的身份掩护。何遂的妻子与他们一家人同住。1949年春，何世平的直接领导人张执一还专门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5月份随着上海的解放，出现一个新的情况：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西方对能否成功接管上海十分关注，外电包括港、澳媒体对上海市军管会组成人员情况进行了报道，何康及其职务—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处长上了报，其身份被曝光。这消息传得很快，何世平的同事公开散布：“何家兄弟都是。”这使何家人失去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鉴于这种情况，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形势日紧，日益笼罩全岛。吴石一再催促何遂赶紧离开台湾。

　　蔡孝乾同朱枫约定，今后每周三同一时间接头，地点改在台北市内一家叫“建昌行”的联络点内，那里离朱枫的住地不算远，走过几条街就能到。蔡孝乾要了朱枫女儿家的电话号码，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刚发行的新台币，将电线月初，一个冬日的午后，朱枫带着万景光给吴石的亲笔信，以“陈太太”的身份，走进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她几乎有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因为这里还挂着“××电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来，吴石初到台北时，不仅国防部机关还没有随政府从重庆迁来，连军官宿舍也还没有准备好，这里是借给他一家人暂时栖身之所，现在他和夫人、孩子已经搬进大安区的新居，这处老房子尚未退还，便成了一个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联络点。

　　1947年，台湾人民反蒋抗暴的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台工委所召集和新加入的党员仅70余人。二二八起义遭政府的残酷以后，台湾民众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人民、反民主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憎恨与不满情绪也有所增长。台工委在华东局指示下潜赴香港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拟订新的斗争策略，进一步深入山地农村和城市基层，放手发动群众，也加强了同大陆情报部门的联系，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为迎接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至1948年6月，台湾地下党已发展到400多人，分设30多个地方支部；到1949年底党员人数又迅速扩大到970余名。但因《光明报》事件，台湾当局对台湾工委的破坏越来越疯狂。

　　朱枫的被捕是由蔡孝乾引起的，而蔡孝乾的被捕则是由1949年底台湾省工委遭敌严重破坏导致的。1949年6月间，在对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乐观估计中，台工委一些成员竟将机关报《光明报》塞进“行政院长”陈诚办公室以及蒋介石入住的士林官邸，事件惊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限负责台湾安全事务的保安副司令彭孟辑一个月内破案，但彭在限定的时间内没能破案，于是蒋介石又交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办理。时任保密局二处处长的叶翔之研判后认定，能印报纸的地方，一定是学校，而且是中学，非大学。因为大学中保密局眼线密布，一旦出现就会被发现。结果，保密局派人到各中学调查，很快就发现基隆中学的考卷与《光明报》一致，一大批地下党人遭逮捕。于是，顺着线月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落入敌手，迅速危及台工委的高层。

　　在当局看来“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据李资生《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一文记叙：“当他（指吴石）初来的时候，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人。可是，当主管人员把一切情况暗示给他以后，他马上改变态度，从此，他就很诚恳、很明白地说明自己的经过。但他一贯的老脾气，就是吞吞吐吐，不肯直截了当地讲，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他很难得承认，尤其是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他总带着‘好心’来替别人洗刷。所以，我们说吴石‘诚意’‘坦白’，是在侦讯人员有计划的盘问中，使他不能不诚实，不能不坦白。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这一段白纸黑字中极不情愿的语气，却让我们看到吴石坚贞不屈、沉着应对、保护战友的身影。

　　吴石在保密局监狱的日子一定过得相当痛苦。在将近3个月零11天的时间里，每天他都要准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听到走廊上脚镣的声响，看到牢门钥匙的转动，等候与死神见面。面对十入九死的黑狱，吴石知道，没有任何指望会走出这深牢大狱。他的遗书早在狱中预先断断续续草就，在就义前的一刻用一首七言诗作结尾。遗书写在《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为行草所书。多少年后，他的亲人好友读到了这意味深长、字字珠玑的2000多字的遗书，心中滋生感怀。我想，吴石要使这份生命中的最后文字，传到狱外。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事不宜充分表白，有些文字还有些晦涩，但这最后的遗言已传递出他心底的颤音。这里面有他对亲人最深的怀思，有他对理想最执拗的坚守，有他对热心人帮助的深情答谢，有他对弘扬清廉家风的最后叮嘱，有他为民族命运不惜牺牲的心声。

　　1950年4月7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签报蒋介石，提出审判人员组成的架构，请示如下：“奉：交办本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叛乱一案，业饬军法局侦讯终结，依法应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庭。陈派该局简二副局长曹秉喆、简三军法官宋膺三为本案审判官外，拟请指派战略顾问、二级上将蒋鼎文为审判长，战略顾问韩德勤、刘咏尧为审判官。当否，签请示遵。”4天后，即4月11日，蒋介石以“可照办”三个字同意了“国防部”的意见。由此，对吴石等的审判进入所谓程序。经过1个多月的审理，6月初，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呈文参谋总长周至柔，提出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给予重判，但免于死刑。呈文经参谋总长周至柔之手，转呈蒋介石。6月7日蒋介石阅后大怒，在参谋总长周至柔的转呈文上严厉地批下：“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审判不公，并为罪犯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明该三员革除原职为要”，表明自己铲除异己的强硬态度。在蒋介石的干涉下，审判意见发生逆转。

　　做过吴石副官的英俊的聂曦上校，默默地为工作，因为刘桂麟出境证事件而被捕，与吴石同时遇难。历史不该忘记，这位叫聂曦的福建闽清人曾将地下党收集的五万分之一的广东、湖南勇敢机智地从广州送到香港，转到华东局驻港情报组织手里，不经意间为广东、湖南的解放做了件大事。他那张轮廓分明、英气勃勃的脸庞，出现在多年后公开于海峡两岸的1950年代台湾时期历史照片上，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尤其是他从刑车上被军警押下的那张半身照：宽宽的肩膀、揉皱的条纹衬衫，领口处清晰可见两道紧勒着的细麻绳，捆缚的双臂仍被行刑队员紧紧抓住，浓眉大眼的他双唇微张，好像要呐喊，又像在说些什么……影像是凝固的时空、是打开的岁月之窗，将这位33岁就牺牲的福建青年永远地定格在时间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