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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后，在某个提不起劲的普通日子里，我们依然会回望那个夏天：如果当年选了另一个专业，人生会不会有所不同？

　　2026年的高考分数落地了。但对于1290万考生来说，另一场复杂的考试才刚刚开始——如何填报高考志愿。

　　叶晓阳，是一名教育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本硕、密歇根大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目前，在国内多家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推进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

　　过去十年，他一直在关注高考志愿与教育公平问题，持续在全国各地开展公益志愿辅导，免费为考生提供志愿咨询服务。

　　在他看来，高考志愿不只是选大学、挑专业，更是许多中国年轻人第一次严肃地思考自己的偏好，第一次认真学习如何做复杂选择。

　　志愿填报与教育公平有怎样的联系？AI时代，选什么专业好？面对纷繁复杂的志愿信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决策？

　　读大一时，我去了贵州威宁做教育调研。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

　　调研期间，学校安排我们给孩子们上课。我当时在黑板上手画了一张中国地图，给他们讲中国有多大，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课上，我问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你们知道现在国家领导人是谁吗？”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毛主席。”

　　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很大。即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同孩子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资源和教育，可以相差这么远。

　　从威宁回到北京之后，我又参加了另一个项目，去调研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看到了城市贫困家庭和流动儿童的处境。

　　那些学校就在海淀区，离北大非常近。仅仅隔着那么短的距离，孩子们面对的世界却如此不同。

　　这些经历让我很早就意识到，教育不是一个抽象制度，而是发生在具体地方、具体学生、具体家庭身上的东西。

　　2016年夏天，由北大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丁延庆老师带队，我们师徒一行人正式去宁夏做高考志愿研究与公益辅导项目，为学生提供免费的高考志愿辅导。

　　我们给宁夏大约三分之一的高考生发放我们自己编写的志愿填报手册，去了宁夏七所高中做讲座，并且给一百多个学生做一对一辅导。

　　志愿截止当天中午。我们去饭店吃饭，因为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一对一咨询，即便待在同一个会议室，彼此交流也不算多。

　　旁边有两个服务员小姑娘一直在听。后来她们忍不住过来问：“老师，你们是做什么的？”

　　这两个回族女孩是高三学生，高考后在饭店打工，为上大学攒钱。聊到这里，我们就顺势问她们：“你们志愿填了吗？”

　　我当时还开玩笑说，早知道应该前两天就来这里吃饭，说不定还能给你们做个一对一咨询。

　　因为宁夏当时本科和专科分开填报，她们虽然过了本科线，但没达到二本线月份再填三本和专科志愿。

　　这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一项政策，允许他们适当降分录取。由于不少学生不了解，竞争往往没有大家想象得激烈。

　　那时离系统关闭只剩几个小时，我们让她们赶紧请假回家填，至少把宁夏几所招收少数民族预科班的学校填上。

　　对于像她们这样的学生来说，如果能通过预科班进入一所公，哪怕需要多读一年，也比去读学费高昂的民办三本院校要好得多。

　　这个事情后来一直提醒我：所谓教育公平，有时候不是宏大词汇，而是系统关闭前几个小时，一个学生有没有人提醒她，还有这样一条路可以走。

　　在去宁夏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农村学生存在“高分低录”的问题。同样的高考分数，农村学生更容易被录取到相对较差的学校。

　　在宁夏偏远地区，绝大多数家长，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上过高中；绝大多数学生，对中国的大学和专业，知之甚少。一个学生在填完志愿后告诉我，他本来是打算看着大学名字随便填几个的。

　　这十几年里，中国经历过很多高考改革和志愿填报制度改革，但城乡之间的录取差距始终非常稳定。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我们和多个国家合作者也发现，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学生，在分数相同的情况下，申请和录取的大学质量更差。

　　高考已经尽可能把考试环节设计成统一竞争，但到了志愿填报这一步，不平等又会重新出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斯在《匹配》里提到，一个好的匹配市场需要具备四个条件：足够厚实、能疏解拥堵、让人敢说真话并保持安全、不会提前崩塌。

　　按照这个框架来看，中国高考志愿市场“厚实”是够的。几百万、上千万考生，几千所高校，大量专业，市场很厚。“拥堵”，也在被制度努力处理，比如平行志愿、分批次、分时段填报，都是在疏解拥堵。

　　但我觉得最缺的是“说真话是安全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院校专业组模式下的专业调剂。

　　比如你想学人工智能，但学校把人工智能和中医针灸放在同一个专业组里。你填报时冲着人工智能去，结果分数不够，又无法重新投档到其他学校，最后被调剂到了针灸专业。

　　面对这样的专业组设置，很多学生不敢报。因为他担心一旦分数不够，就会被调剂到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好的制度应该让学生敢于说真话，而不是逼着学生猜规则、赌风险。

　　所以这些年，只要接受采访，我几乎都会重复同一个呼吁：希望更多省份采用院校专业模式，而不是院校专业组模式。

　　去年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件事，是贵州有十几名学生被录取到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后来发现需要出国就读，于是选择复读。

　　在我看来，这甚至算不上新闻，因为类似的事情，几乎每年都会在全国不同地方出现。

　　再往前追溯，2017年浙江新高考改革第一年，就出现过高分考生被录取到同济大学浙江学院的情况。

　　一些六百多分的学生进入了这所学校，而同校其他学生的录取分数可能只有四百多分。

　　每年我都会在家长群里讲这些故事，也总会有人说：“这怎么可能？稍微看一眼就不会犯这种错误。”

　　为对于第一次经历高考志愿的家庭来说，很多规则都是陌生的。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面对一堆专业代码，名字相近、校区相似、批次复杂，错误就会发生。

　　还有很多错误更细小。有人误解大类招生，进校后发现分流竞争和自己想象完全不同；有人没有看体检限制，后来才知道某些专业不能录。

　　这些案例之所以可惜，是因为它们大多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可以通过提前复核避免的错误。

　　一个好的系统，不该要求每个家庭都成为专家，精通招生章程、专业组、等位分，才能避免失误；它应当主动提示风险，保护不懂规则的普通人。

　　父母觉得学医太辛苦，家里也没人从事医疗行业，所以一直希望他去学经济、金融之类的专业。他当时很纠结，来找我，其实就是想问一个问题：自己到底该不该坚持。

　　他的分数很高，被中央财经大学录取了。当时我还鼓励他，既然已经录取了，不妨先去学校看看。

　　到了报到那天，他还在跟我联系。第二天，他就告诉我，他决定回家复读，因为他真的不喜欢那个专业。

　　这件事对他的父母冲击很大。到了第二年，父母没有再强烈干预他的选择。他重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最后进入医学院校，读上了临床医学。

　　我一直记得这个学生。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代价。

　　高考志愿，不是一个“分尽其用”的技术问题。它是很多中国学生第一次严肃地思考自己的偏好，第一次在约束条件下，学习做复杂决定。

　　在这之前，大多数学生走的都是同一条轨道：学习、做题、考试、排名。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份标准答案，也是在同一个评价体系里竞争。

　　但填报志愿不一样。填志愿会开始追问一些，此前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问题：你喜欢什么？你想学什么？你适合学什么？未来想做什么？能承担多大风险？

　　在报志愿时，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考框架，有两层：程序层和价值层。程序层解决“不要犯低级错误”：看懂规则，建立坐标，读招生章程，算等位分，组织冲稳保，提交前做风险复核。

　　价值层解决“你到底为什么这样选”：你在乎学校还是专业，在乎城市还是稳定，在乎短期就业还是长期成长，哪些风险愿意承担，哪些代价不能接受。

　　第一，先定位，看本省政策、分数、位次、一分一段，尽量用等位分或同位次方法，把今年成绩和往年录取数据接起来。我每年讲座开场问“等位分算好了吗”，真正算好的都不到三分之一。今年在益盒CharityBox和睿远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去了云南的五所高中做线下讲座，算好等位分的同学，加起来不超过10个。

　　第四，组织冲稳保。高考志愿不是只填一个大学的一个专业，而是由多个大学和专业构成的组合方案，在这个方案里，冲稳保的策略被证明是能够最大化预期收益和最小化预期风险的策略。

　　第五，提交前做风险复核，逐条看招生章程、体检要求、单科限制、校区、学费、专业调剂和转专业政策。

　　一个通用框架不是一张万能清单，而是一套决策系统：先看懂规则，再建立坐标；先澄清偏好，再承认代价；先想清楚最坏结果，再追求更好的匹配。

　　到了这个层次，高考志愿才不只是“挑大学”和“选专业”，而是一个学生第一次学习如何在复杂世界里形成自己的判断。

　　孩子想去外地，家长觉得离家太远；孩子想学一个看起来没那么“实用”的专业，家长觉得以后找不到工作；家长想让孩子报师范、医学、军警，孩子觉得自己被安排了。最糟糕的情况，是讨论变成权力斗争。家长觉得自己花了十八年心血，当然有资格决定；孩子觉得这是自己的人生，凭什么最后几天被接管。我遇到过一个特别离谱的案例。

　　原本能上985的学生，最后被家长偷偷改成了一所本地学校，可能就是二本、三本层次。一问原因，居然是亲戚给的建议，说那个学校更好，毕业以后更容易找工作。从那以后，我每次做直播或者讲座，都会反复提醒学生一件事：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和密码。

　　志愿填报归根结底是学生自己的选择。家长当然可以提供经验、建议和信息，但副驾驶不能去抢方向盘。

　　否则今天替孩子选专业，七八年以后，是不是又要帮他介绍相亲对象？如果一路都是家长替他安排、替他决定，那这种控制很可能会不断延续下去。

　　比较好的家庭讨论，是大家最后能说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选，最坏结果是什么，如果将来后悔，我们是否还能理解当年的决定。

　　但认真一点，我通常会接着问几个问题：你知道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吗？是算法研究、工程开发、数据分析、模型应用，还是只是专业名称里有人工智能？你知道哪些学校的人工智能专业做得比较好吗？你的高考数学能考多少分？你了解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吗？毕业以后主要做什么工作？

　　他们之所以想学人工智能，往往只是因为听别人说这个专业很好、能挣钱。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在并不了解一个专业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因为它热门、看起来前景不错，就天然地对它产生兴趣。

　　过去20年，我们已经见过很多专业被追捧又降温。21世纪初，很多人说这是生物的世纪；后来热门变成金融和会计；再后来是计算机；到了今天，又变成了人工智能。

　　AI是长期趋势，这个判断我很明确。它不会像某些短期热点一样，几年以后就完全消失。

　　它会改变教育、医疗、金融、制造、科研、媒体，甚至改变很多普通工作的组织方式。但“AI 是长期趋势”和“每一个叫人工智能的本科专业都值得报”，是两回事。热门方向不只是学生在追，大学也在把招生入口往这些方向移动，但培养质量参差不齐。

　　AI 相关专业尤其要看学校的数学、计算机、统计、工程基础，看课程是不是扎实，看有没有真实科研和产业资源。一个学校只是把原来的计算机或自动化专业换个名字，和一个有强数学、强计算机、强实验室资源的AI方向，是完全不同的。我会建议学生把 AI 当作能力结构，未来很多专业都会被 AI 改造、与AI结合，未必只有“人工智能”专业才有机会。

　　三者全满足当然最好，但现实里很难，至少也应该占到其中两个。如果只盯着某一个因素，那这个专业大概率是选不好的。

　　如果一个学生暂时不知道自己的偏好是什么，很正常。很多大人工作十年也未必知道。

　　我的建议通常不是让学生立刻找到热爱，而是先从排除开始：哪些学科你明显不喜欢？你更喜欢明确路径，还是能接受不确定性？你对城市、家庭距离、就业稳定性有没有硬约束？然后看能力和生活方式。学计算机意味着长时间和抽象系统、代码、数学打交道；学临床医学意味着很长周期、很强规范、很高责任；学法学意味着大量阅读、写作和资格考试；学师范意味着未来很可能长期面对具体的人。

　　很多学生问“哪个专业有前途”，但他应该同时思考“我能不能在这个专业里变强。”

　　哪怕你进入的是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如果你的成绩处于班级相对靠后的位置，也不一定能够找到特别好的工作。

　　归根结底，专业选择不能只看前景，更要看这个专业是不是你感兴趣的，以及你的能力能不能支撑你在这个领域长期发展。

　　这个市场的出现并不奇怪。志愿填报本身有几个特点：时间很短、规则复杂、结果重要。几千到上万元的咨询费用，本质上是在为不确定性付费。

　　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一位家境并不宽裕的家长，依然愿意花不少钱购买志愿服务。他的理由是，高中三年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不多，心里有亏欠，于是希望在填报志愿这件事上，希望通过花一笔钱，给孩子换来一个更好的未来。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它容易把原本需要家庭共同完成的判断和选择，外包成一次消费行为。

　　好的咨询当然有价值。一个熟悉规则、认真负责的人，可以帮助学生减少明显错误，做风险复核，解释学校和专业，组织冲稳保结构。

　　但高考志愿市场鱼龙混杂。连我那个初中没毕业的表弟，都投身高考志愿填报市场，成为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教育专家”。有些咨询师靠制造焦虑做生意，用恐吓式语言让家长觉得不买服务，就可能毁掉孩子一生。

　　从教育公平角度看，我最担心的是，志愿填报变成“谁买得起更贵的咨询，谁就更安全”。

　　高考本来已经是普通家庭少数可以凭努力改变位置的制度，如果最后一公里又被商业咨询重新分层，那很遗憾。

　　今年，在益盒CharityBox和慈善捐赠人的支持下，我们研发了“雨来高考AI”，并免费开放使用。

　　AI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会让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变得容易一些。它可以显著降低信息成本。过去需要翻大量资料、咨询很多人才能理解的规则，现在可以被快速解释、整理和对比。

　　但它也可能制造新的差距。不同家庭对AI工具的接触、使用和付费能力也不一样。如果未来最好的AI志愿工具都很贵，新的不平等就会出现。

　　十年前，我们在宁夏第一次提供免费志愿辅导时，给项目起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名字：

　　借用了《新华字典》里那句大家熟悉的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刚开始，困难重重。为了相互激励，我们常常引用晏阳初在一百年前推动乡村教育时说过的一句话：“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

　　我们希望高考志愿辅导，最后不只是帮学生“报得更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在十八岁第一次认真学习如何做选择，如何识别风险，如何理解自己，如何为一个不完美但经过思考的决定负责。